何雁:周南回顧鄧小平“一國兩制”構想

  圖:一九八四年九月,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(前右)與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,在中英兩國政府關于問題的聯合聲明草簽儀式上

       文 | 何雁

  夏至次日,北京迎來一場冷雨。

  周南家的客廳,卻洋溢著一股暖意。六月二十二日上午,多家媒體記者歡聚一起,聆聽這位九旬老人講述回歸歷程。

  我憶起一九九〇年春節前,周南臨危受命,出任新華社分社社長,抵達機場,發表即席談話,送港人“春在枝頭”四個字,出自宋代《悟道詩》:“鎮日尋春不見春,芒鞋踏破嶺頭云;歸來笑捻梅花嗅,春在枝頭已十分。”客廳中堂一幅啟功書法,所題正是這首詩。

  從中國實際出發

  周南有“詩人外交家”美譽。一墻線裝古籍,散發陣陣書香,襯托出老人身影。他手執一把摺扇,談笑風生,卻謙虛地不提自己。

  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(Sir Percy Craddock)在回憶錄《在華經歷》(Experiences of China)中描述:“在那些天中,中方出現一個新人物─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。他剛從紐約回來,作為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人員,在那兒工作十年之久。周南是精明、有教養的人,善于引用中英文名章佳句,很會勸人豪飲茅臺酒。他已經掌握一些西方談判習慣,你甚至可能在電話中得到,出自他口中的權威答案。而且,就是他加快了中英雙方在一九八三年初夏,關于議程問題的談判進程。我發現他活躍,喜歡挑戰,有時很風趣,更時常令人發憷。”

  一九八四年一月至九月,周南以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身份,與英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伊文思(Sir Richard Evans)就解決問題,舉行第八輪至第二十二輪會談。同年九月,周南與伊文思草簽中英兩國政府關于問題的聯合聲明。

  英國外交大臣賀維(Sir Geoffrey Howe)在回憶錄中寫道:“我帶著特別的熱情向吳學謙傳達這一切。然后,我轉向他的副手說:‘談判沒有周南,就像沒有茅臺酒的中國宴會一樣。’當我們一起乘車到機場時,周南以其特有的自豪感回敬我一句:‘告訴我,賀維爵士,是否覺得茅臺酒對你太濃烈了?’他在機場與我們道別,又以優雅姿態,恰如其分地引述宋朝一首詩中的一句:“山重水復疑無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

  周南肩負歷史使命,“折沖尊俎任首席,湔雪百年恥”。回首往事,他淡定地說:“我們只是當個小兵。”面對媒體聯合採訪,他的話題始終緊扣鄧小平“一國兩制”構想。

  這使我回憶起,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九日,政制發展專責小組訪京后,新華社全文播發鄧小平于一九八四年發表《一個國家,兩種制度》講話。

周南自書詩《回歸日近》

  當天晚上,周南接受我的電話專訪時說:“‘一國兩制’偉大構想是由鄧小平提出。鄧小平作為一個偉大政治家,親自領導關于問題的中英談判和基本法起草工作,以及過渡時期某些重大問題的解決。他對實際情況瞭如指掌。在此期間,他所作許多精闢論述,時至今日也一點沒有過時,仍然是認識和處理問題的指針。”

  早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,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(Margaret Thatcher)第一次會談,就講到“一國兩制”構想以及中國擬採取相應政策。鄧小平說:“解決問題,我們的調子就是那時定下來的,以后實際上就是按這個調子走的。”

  中國面臨的實際情況,首先是用什么方式解決問題。無非是兩種方式,一種是和平方式,一種是非和平方式。從效果上講,用和平方式為好,因為和平方式收穫最大,損失最小。用和平方式要具備條件,首先要有實力。正如鄧小平指出:“問題之所以能夠談成,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國家是興旺發達的國家,有力量的國家,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。”

  戴卓爾夫人在回憶錄中也承認:“對于英國來說,這不是也不可能是勝利,因為我們是與一個不愿妥協,而且在實力上遠佔優勢的對手打交道。”

  其次,要有正確的政策。鄧小平講:“如果用主義來統一,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。勉強接受了,也會造成混亂局面。”“一國兩制”則是三方面都能接受。再次,用“一國兩制”方式解決問題,還能收到既能恢復行使主權,又能保持繁榮穩定之效。此外,“一國兩制”在成功實施,也將為解決問題樹立一個良好范例。

  “一國兩制”構想提出之初,有英國人懷疑這只是中國所採用的一種策略手段,并不準備認真實踐。鄧小平鄭重指出:“我們採取‘一個國家,兩種制度’的辦法解決問題,不是一時的感情沖動,也不是玩弄手法,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。”

  國家主權第一位

  國家主權是第一位問題。中方在主權問題上不能作任何讓步,不能用主權作交易。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第一次會談,就直截了當地告訴她:我們不是滿清政府,不是李鴻章,在主權問題上沒有什么可商量的。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,中英簽署《聯合聲明》,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握手。左一為周南

  針對英國企圖打“經濟牌”,講什么“沒有英國管治就會衰落”,就會危及中國“四化”建設等論調,鄧小平明確指出:說的繁榮“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建設,這個估計不正確。如果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是否繁榮上,那么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。”

  鄧小平尖銳指出:“我擔心的是今后十五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,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,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。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,也有中國人,而主要的是英國人。”他又講了一句很厲害的話:“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愿意考慮的一個問題,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發生嚴重的波動,怎么辦?那時,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。”

  其后,在談判過程中,英方還想在“主權換治權”問題上糾纏,并繼續打“經濟牌”,幻想用這種方式迫使中方讓步。但中方不為所動,使英方不得不逐步退卻。柯利達在回憶錄中寫道:“不得不承認,看來中國領導人在維護國家主權與保持繁榮兩者之間發生沖突時,寧可犧牲暫時的經濟利益,也不會在國家主權問題上讓步。”

  “一國兩制”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主權國家范圍內,實行兩種制度,而且必須是以實行主義制度的中國188bet開戶為主體。鄧小平多次強調:這個主體是很大的主體,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主義,“這是個前提,沒有這個前提不行。”

  中央對港政策規定,一九九七年后成立特別行政區,在內部事務上實行高度自治;同時又規定特別行政區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,國防與外交事務由中央管理。后者,卻受到英國反對與抗拒。在談判中,英方反覆在駐軍問題上進行糾纏,以各種藉口反對在港駐軍,為中方堅決駁回。

  英方在外交問題上,又提出要在特區設置“英專員公署”,企圖將特區變成英聯邦成員或準聯邦成員。對高度自治則曲解為“最大限度的自治”,提出除國防、外交外,一切“剩馀權力”歸特區,力圖在最大限度上限制中國的權力。

  鄧小平充分肯定,“港人治港”與“中央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”。同時,他多次鄭重指出:“切不要以為的事情全由人來管,中央一點都不管,就萬事大吉了。這是不行的,這種想法不實際”,“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,對有利無害。”他尖銳地提出一系列至關重要的問題:特區是不是也會發生損害根本利益的事?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?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?能夠設想沒有干擾,沒有破壞力量嗎?“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。”他說:“如果中央把什么權力都放棄了,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。”他還說:如果“要把變成一個在‘民主’的幌子下反對188bet開戶的基地,怎么辦?那就非干預不行。”

  事實上,英國并未放棄繼續操控的圖謀。外部一些反華勢力也在處心積慮地利用的特殊條件,使之成為反對中國的基地。所以,鄧小平講:“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”,“如果發生動亂,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。”

  一九八四年四月,鄧小平在審閱外交部《關于同英國外交大臣就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》報告時,就在關于駐軍問題一條下親批:“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,不能讓步。”他指出:駐軍是主權的體現,“那些想搞動亂的人,知道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。即使有了動亂,也能及時解決。”

  愛國與愛港一致

  中央政策規定,特區的行政長官以及若干主要司級官員,必須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永久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。鄧小平指出:“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和標準,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。”他指出:愛國者的標準應該是“尊重自己民族,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的主權,不損害的繁榮和穩定。”

  愛國與愛港是完全一致的。鄧小平堅信,以愛國愛港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,一定能治理好。針對英國人散布離開他們便無法管理的論調,鄧小平尖銳地指出:“過去的繁榮,主要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人干出來的。中國人的智力不比外國人差,中國人不是低能的,不要總以為只有外國人才干得好。”“不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,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態。”

  針對有些人希望在搞一套完全西化的政治制度,鄧小平指出:“有些事情,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,不一定在其他國家也能實行。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,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。”他強調:“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,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。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、美國的制度,這樣過了一個半世紀了。現在如果完全照搬,比如搞三權分立,搞英美的議會制度,并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,恐怕不適宜。”

  在這個問題上,經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長時間討論,決定不照搬西方制度,而是根據實際情況,採用“行政主導”制度,并將這一點寫入特別行政區基本法,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。

  英國管治一個半世紀,根本沒有任何民主可言,港府諮詢機構“立法局”議員,也都是由港督個人委任。中英就問題談判已達成協議之際,港英當局突然打出“發展民主”口號,有少數人也隨之鼓噪,要求在盡速實行“普選”。鄧小平分析指出:“對來說,普選就一定有利?我不相信。比如說,我過去也談過,將來當然是人來管理事務,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?我們說,這些管理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、愛的人,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?”

周南會見戴卓爾夫人,攝于新華社赤柱別墅

  鄧小平贊成民主應該採取“循序漸進”主張,“即使搞普選,也要一個逐步的過渡,要一步一步來。”最后,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是按照此原則,就立法機構逐步增加直接選舉步驟問題達成共識,并在基本法中明確規定。對于這一點,英國政府也同意了。

  一九八四年,中英達成協議。一片歡呼聲中,鄧小平又一次告誡大家,要保持清醒頭腦。他說:對中英《聯合聲明》,“應該想到,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執行。某種動亂的因素,搗亂的因素,不安定的因素,是會有的。老實說,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,卻不能排除存在于內部,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力量。”

  到一九九二年前后,英國一些人認為中國可能出現分崩離析局面,認為時機成熟了,因而改變對港對華政策,單方面推翻過去承諾,在“加速民主進程”口號下,拋出違反《聯合聲明》、違反基本法、違反雙方已達成協議,即所謂“政改方案”,要在一九九五年實行立法機構的變相全面直選。

  英國要“加速民主進程”只不過是個手段,真實用心是想要“搞一個治港班子強加給特區政府”,“沒有英國人的英國管治”,企圖在一九九七年后,繼續通過其代理人影響與操縱政局,以便把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。事態發展,充分證明了鄧小平的英明預見。

  不久前,人大常委會針對少數人搞所謂“港獨”鬧劇,採取果斷措施,及時行使了基本法所賦予權力,“主動釋法”,從而有效遏制少數人挑戰國家主權的非法行為,也更突顯早日以適當方式實現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必要性。

  “一國兩制”話題,周南與媒體記者交談一個多小時。當初,周南送港人“春在枝頭”四個字,此話一出,媒體悟出其中暗喻,認為給港人帶來資訊,“春天還會遠嗎”。如今,陸續出現“占中”與“港獨”鬧劇之后,周南一番精闢論述,也同樣給帶來春天的信息。 (部分圖片由周南秘書朱興柱提供)

責任編輯:張尋 DN0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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